有分析指出，政府的重拳成效显著，基本上稳定了国内的化肥市场。
不过，市场错综复杂，市场上的化肥价格依旧高攀不降。据了解，化肥一般是两级销售，尽管有7%的限制，但两级销售差价就可上升到14%。另外，运输费用和装卸费用是实报实销的。因此，一些商家就把超过7%的部分，打到运输费用和装卸费用中，以此来抬高化肥的价格。
比如尿素，政府的出厂限价为1725元／吨，但经由种种环节，郭地海买到的价格已经达到2400多元一吨，比出厂限制价高出700元左右，提价比例达40%。
据调查，吨公里的公路运输成本在0.35元左右。从厂家拉到市场，算上装卸费用，每吨的价格增加不会超过50元钱。再加上7%的差价，总体上不会超过200元。也就是说，如果严格执行政府限价，从厂家到最终用户，尿素的价格不超过2000元／吨。
记者调查得知，一些企业并未严格执行出厂限价。如果那样，“企业就没法干了”。
“政府也得为我们考虑一下，尿素那1725块钱的限价，还是06年的标准。”一位煤化工企业的负责人说。
也有部分业内人士指出，化肥生产厂家其实并不如自身抱怨的那样亏本。“今年的化肥是去年进的料，成本还没涨得这么离谱。而政府的限制价也会水涨船高的，不会一成不变。企业也各有高招，没有利润，谁会生产？”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政府管得了听话的，管不了不听话的。”他说。
不管化肥企业的动机如何，中国化肥资源的紧缺，才是最最棘手的。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研究员赵秉强提供的材料表明，如果全世界停止施用化肥，总产将立刻减少一半。而我国粮食单产的二分之一、总产的三分之一是化肥的贡献。化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化肥生产所必需的三种元素中，氮主要来源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磷和钾则主要来源于矿石。赵秉强介绍说，中国磷矿和钾盐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39%和7%，在目前的情况下，磷矿基本上能自给，但30%以上的高品位矿，几乎已经开采完了，低品位矿虽还有，但选矿的成本很高。钾盐的形势则更为严峻，必须依靠大量进口。
“南方如果3~5年内不用钾，北方包括黄淮，如果连续10年不用钾，西北富钾地区，如果连续15年内不施钾，粮食产量至少会下降5%~10%。”他说。
“保障粮食安全首先要保障化肥安全。”赵秉强总在强调这一点。
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肥料处处长高祥照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指出，我国人多地少，为保证粮食产量主要依靠单产的提高，而单产的提高离不开养分供应的增加；同时我国耕地总体基础条件差，近年来的状况是，农田特别是质量较好、比较肥沃的耕地被占、被用，新垦、新造农田肥力低下，需要用更多的肥料；一些高产品种也需要更多的肥料。因此要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化肥需求依旧会很强劲。
前一段时间，财政部组织一些化肥专家和化肥企业负责人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赵秉强的同事、农科院土肥所原所长李家康是参会者之一。他表示，研讨会上逐渐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干脆让化肥生产企业市场化，国家不再限价，直接将补贴给农民。一种是国家仍然对化肥生产企业实行限价，但对企业实行更多的补贴。两种观点针锋相对，最终也没有争出个所以然。
因此，关于中国今后的化肥政策，目前仍悬而未决。
对于郭地海来说，危机和争论都是他插不了手的。“价格高了，我就少买点，再高了我干脆就不买，大不了不种地。”他有些愤愤地说。
化肥难题求解
2007年，中国的化肥总产量是5697万吨，进口量和出口量基本持平。而专家预测，要到2010年，中国的化肥需求量才会达到5400万吨。
“中国的化肥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郑州大学工学院教授、《磷肥与复肥》主编许秀成强调。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专家刘更另也持同样的观点。
许秀成表示，我国化肥施用量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属于超常增长。他曾撰文分析说，1992年~2001年，我国化肥消费量增长了45.2%，而世界化肥消费量在这10年内仅增长了9.2%。如果扣除我国的增长量，世界肥料消费量实际上是减少了。
农民的化肥投入过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许秀成早年曾对此做过调查。1995年,我国化肥占农业生产成本（物资消费加人工费用）25%以上，占物资费用（种子、肥料、农机、排灌）50%以上。根据记者调查和求证，直到1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结论仍然成立。而日本早在2000年，肥料仅占水稻生产成本的6%，若扣除人工费，肥料则占水稻生产物资费用的10%。
其根本原因，在于化肥的利用率太低。赵秉强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氮肥的利用率只有30%，磷肥的利用率最低，只有15%~20%，钾肥相对较高，能达到40%~50%。
在各种养分中，氮肥的损失最为严重。因为氮肥是挥发性的，在土壤中不能存留，用不了就全部损失掉了。此外，化肥污染也不可忽视。
“氮肥的损失率高达50%。全国每年损失的氮肥有1000多万吨，相当于2000多万吨尿素，价值400多亿人民币。”赵秉强不住惋惜。
对此，众多专家和政府官员均表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化肥问题，提高化肥的利用率是当务之急。而要提高化肥的利用率，发展新型肥料，科学施肥又是必由之路。
许秀成曾撰文呼吁，如果科学施肥的话，也可提高化肥的利用率。比如他提到开发适合根际施肥的根际肥料，可使氮的利用率达到83%。他还引用材料称，可使磷的当季利用率由传统的小于20%，提升到80%以上。又比如，利用设施灌溉系统施肥，可使肥料利用率达到80%~90%。
政府也在行动。为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培养肥力，减少有机废弃物的污染，推进有机肥料资源循环再利用，增强农业综合生产的能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2006年中央财政启动了土壤有机质提升试点补贴项目。
高祥照所在的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肥料处正是此项目的牵头单位。他表示，2007年，此项目效果不错。
他提供的材料显示，在试点内，水稻平均亩增产20.8公斤，亩增收35.4元，水、肥、药合计节约9元／亩，总节本增效44元／亩。扣除腐熟剂和增施氮肥的成本，水稻每亩增加纯收益24元。另外，农产品的品质也得到了改善。
除社会效益外，生态效益也很明显。重庆市的分析结果显示，实施秸秆等有机质还田，减少了土层结构破坏，维持良好的土壤团粒结构，保持水土，比未实施秸秆等有机质还田的土壤抗旱能力延长10天,田间持水量提高10.5%。四川省对实施该技术的田块进行养分分析的结果显示，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0.8%~2.5%。
早在2005年，农业部就开始了测土配方施肥的试点。2008年计划实施9亿亩。所谓测土配方施肥，实际就是平衡施肥。先由专家为土地诊断，然后再开出药方，土地就可以吃到对症的药。
配合以上措施，国家还在推广缓控释肥料。在国家颁布的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以及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均把缓控释肥列入重点发展领域。
这种被称为“21世纪高科技环保肥料”的新型肥料，能用各种调控机制使其养分释放率与释放周期和作物生长规律有机结合，从而使肥料养分有效利用率提高30%以上。
在所有的肥料中，多名专家均认为，发展有机肥应是今后中国化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高祥照表示，中国有各类可利用的有机肥近70亿吨，含有7千多万吨纯养分，相当于现在化肥总用量的1.5倍。“要是这些有机肥资源都能得到利用的话，中国化肥市场的形势也许就不会这么严峻。”他说。
不过，对于郭地海这样的农民来说，使用有机肥的念头有些不切实际。
在化肥普及之前，郭地海就靠有机肥种田。一亩地，假设要达到100斤化肥的养分，至少也得用上一吨的有机肥。要把这些有机肥施到田里，完全是个体力活。
“有钱难买猪蹄泥。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不怕脏，不怕累。可是我现在担不动了。要是把我的腰闪了，这条老命就完了。”郭地海拍了拍自己的腰，嘿嘿笑了。
的确，在农村人员结构逐渐变成“386170”（分别指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情况下，一亩地一吨肥，对于农村这些留守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挑战。
“谁都会算经济账。种地不赚钱，再有好肥料又有什么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更另则认为，必须要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化肥问题。
他表示，在农村土地政策不变，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提高土地的收入，吸引劳动力回到农村。
近年来，刘更另一直致力于高产短期作物的研发。在湖南桃源老家，他设了一个实验点，将北方的土豆移植到那里种植。“一亩地能产3000多斤。按照现在的价格，至少能卖3000块钱。”他笑着说。
而投入，只需要80斤种子。种植也很简单，根本不需要挖坑，把种子往地上一撒，拿稻草盖好即可，平时也不需要打理。
听到有这样的好消息，郭地海咧开嘴笑了，“要是我们这里有这么好的技术，种地的人能赚了钱，咱就出钱雇人担粪。”|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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