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亿在望的中国式财政

    当中国社会经历着剧烈转型、“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一并到来的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当中国财政突破了3万亿元收入大关的时候，全国上下关注的目光都在盯着这块大蛋糕如何分割。  
    
    如何从制度角度考虑来缓解矛盾？如何处理好公共事务？“这将是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首先要认清现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开源”  
    
    “中国财政目前的状况堪忧。”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丁建臣教授直言不讳地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对于这种现状，丁建臣表示，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摆脱“吃饭财政”的最基本生存状态。“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规模，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质量方面的需要和社会公共需要，在改善民生、平衡地区间差距等方面，尽管有了很大进步，但离公共财政的目标还很远。”丁建臣说。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馨教授也表示，宏观调控是财政的重要职能。而中国政府财力不足，限制了财政投资规模，从而影响了宏观调控的力度。  
    
    以基础设施为例，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公益性较突出，即使私人资本可以参与其中一部分投资，也仍然需要财政的巨额投入。当经济过冷时，就需要依靠赤字财政政策“挤出”部分资源和要素，转由政府直接投资。  
    
    然而，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即使财政收入近几年在以跨越式的步骤增长着，与实现公共财政这个宏伟目标相比，财力方面仍然是捉襟见肘。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两年之后，财政收入再度净增1万亿元。  
    
    今年前7个月，国家财政收入2.4万亿元,同比增长24.2%,增收4690亿元。与此同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由2001年的14.9%上升到2005年的17.3%。  
    
    对于这个财政能力，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此前接受媒体访问时直言：“这个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30%甚至40%还多的水平，也比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水平还低。”  
    
    “缺位”  
    
    然而，就是这个仍然处于温饱状态下的“吃饭财政”，却还会从它本应该运转的轨道上有所偏离，这就是财政的“缺位”：本该由财政供给的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等项目，得不到充足的资金保证――公共财政的“不公共”现象可见一斑。  
    
    “现在总是在呼吁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就说明过去财政在这方面是缺位的。另外还有农村道路建设和卫生医疗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位现象。当政府把有限的资源用来做本不该做的事情时，缺位情况就更加严重。”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研究员杨志勇表示。  
    
    以卫生部公布的农村人均可用卫生资源情况为例，1990年，农村每千人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为0.81，到了2004年，这个数字下降为0.77。同样，每千人乡镇卫生院人员数也增长缓慢，14年间只增加了1.19倍。  
    
    财政对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是农民享受卫生资源越来越少的主要原因。1998~2002年，政府农村卫生资金投入总量由110.34亿元增长为151.16亿元。但同期，政府对农村卫生机构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却由1.02%下降为0.69%。  
    
    2004年，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又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6%下降到4.5%。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大约只占17%，企业和社会需承担约27%，剩余的56%左右是个人承担。  
    
    “越位”  
    
    一些本该由市场调节、自我发展的竞争性和经营性领域，财政资金还没有及时退出。  
    
    这集中表现在财政对国有企业的巨额补贴，甚至负担了一些企业的挖潜改造资金或流动资金；很多应通过有偿服务或自筹资金维持运转的事业，财政也充当了为其提供资金的角色。“在国民经济的诸多领域，都有财政‘越位’的现象。当然，现在正逐步清理理顺。”丁建臣表示。  
    
    财政支出中的越位，又给原本就不富裕的财政能力带来了恶性循环：挤占了稀缺的财政资源，分散了财力，造成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不利于快速推进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同时，财政支出范围过宽，也影响市场机制的及早到位。  
    
    目前，全国乡镇负债达2000多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50万元。调查中发现，政府财政越位成为乡镇巨额负债的首要原因。如长沙市的乡镇财政因兴办企业举债3.8亿元，占乡镇债务的54%，这些投资的钱因为收不回来，造成了乡镇政府欠债。  
    
    “事实上，某些地方政府的高调介入，表面上看似乎帮助了企业，实际上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更不利于社会稳定。”丁建臣对此评述说。